1907年冬天，一位在上海读书的17岁少女，沿着长江旅行了57天，跨越一千多公里，终于回到了四川的家中。在旅程中，她攀过山崖，冒着被激流吞没的危险在水上航行，在船上与欺负人的船主周旋，也学会了在小旅店里保护自身。在这趟旅程中，她学习到了自信与无畏。日后，她将凭着这些强大的精神武器，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成就，并名留史册。

　　不久前，一本名为《西洋史》的书再版，让作者陈衡哲的名字回到了大众视野中。陈衡哲，正是百年前那位在江上漂流的少女。这本《西洋史》最初出版于1924年，是中国人在西洋历史方面的开山著述，地位非常非常重要。但陈衡哲的成就还不仅如此。当时34岁的她，已经创造了历史上的多个“第一”：她是清华学校经过考试选拔的第一批留美女生；是中国第一位女硕士；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教授。而她与丈夫、中国近代科学奠基人任鸿隽，以及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三人的坚固情谊，更是为人所称道。

　　尽管有着如此高的成就，但因为早在1976年就因病去世，陈衡哲的才华还是被多数人遗忘了。好在《西洋史》的广泛影响力和不断再版，还能让读者一次次地回想起这位才华横溢的女性。了解她的经历后，人们更会感叹陈衡哲身上散发的强大能量，也会好奇，她为何能在那个刚刚启蒙的时代，就能具备超群的学识和独立的思想，著书立说，还能兼顾家庭，将三位子女都培养成学术人才。

　　成为陈衡哲这样的女性并不简单，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要在每一次人生选择中都做到遵从本心，打破并不合理的传统，还要不停努力，自己为自己创造条件。即使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在研究陈衡哲的文章《一只鸟飞多高才能真正自由》一文中写道的那样：“她活成了她自己，一个现代中国女性命运的孤本。”

　　居住在重庆的任尔宁是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的后人，任鸿隽是任尔宁的三爷爷，因此，他从小喊陈衡哲“三娘母”，也就是“三奶奶”的意思。提到“三娘母”的成就，最让任尔宁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是《西洋史》的持续畅销。改革开放后，《西洋史》在国内的版本一度多如牛毛，甚至会出现了各式各样未经允许的盗版。这件事，也让任尔宁从侧面见识到了这本书的力量。

　　陈衡哲的能力和魅力，的确可以跨越时间。一百多年之前，也有人见识到了陈衡哲身上这股力量，并被她深深吸引，其中一位就是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1915年，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主编《留美学生季报》时，被一位女作者的文笔吸引，得知她是通过清华学校的考试获得奖学金，来到美国的第一批留美女生之一陈衡哲。两人由此开始成为笔友。到了1916年，同样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开始与陈衡哲通信。陈衡哲支持胡适主张白话文的新思想，这让胡适十分欣喜，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笔友，并在任鸿隽的介绍下见了一面。

　　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与胡适的合影，1920年8月22日摄于南京。图/《任鸿隽、陈衡哲家书》

　　此时正值文学革命前夜，胡适正在努力推行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却并未得到身边人的支持，甚至连好友任鸿隽都反对他。陈衡哲虽然没有加入朋友们的论战，却对胡适的想法颇为支持，并开始亲自尝试白话写作，这让胡适十分惊喜。

　　1917年，陈衡哲将白话小说《一日》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虽然文章的构思和文笔都略显生硬，后世学者也并未将其当作现代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对待，但陈衡哲还是因此成了事实上的第一位发表白话小说的女性作者。实际上，《一日》的出现在文学史上还是有它独特的意义，它比学术上认定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发表还早了一年，从这件事上，也能看到陈衡哲的魄力。

　　有了好友的支持和启发，陈衡哲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写作者。1918年以后，她不断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和白话文作品。在那个时代，能够走出国门的人都很少见，具有革新思想的人更是凤毛麟角。聪明、优雅的陈衡哲因此成为一位备受瞩目和尊敬的女性。她可以自如地列席于学界的诸多男人之间。任鸿隽和胡适都被她的能力和眼光折服。任鸿隽评价她的文章：“文辞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觏，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胡适则将陈衡哲称为“最早的一个同志”，对她的思想和文笔有着高度评价。

　　1920年，陈衡哲取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任，到该校担任教授，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这是女性在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巨大突破。与此同时，她还完成了人生另一件大事，就是与自己最好的朋友任鸿隽结婚。因为曾逃离过包办婚姻，陈衡哲一直对婚姻比较抵触，她坚持独身主义，拒绝身边男性的表白。但任鸿隽的不懈追求，以及二人对理想和学术的共同理想终于打动了她。

　　在交往过程中，陈衡哲和胡适、任鸿隽的友谊也逐渐巩固。任鸿隽一开始虽然并不支持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但两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丝毫不受影响，依旧可以谈天说地。胡适和陈衡哲也频繁通信，谈论文学和学术。这种友谊太过亲密，以至于在后人的传闻八卦中，陈衡哲被形容成胡适精神上的恋人，爱而不得的女性朋友。实际上，这些传说都没有确凿的证据。为何会有这样的传闻，还在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蒙昧中走出来，不认为男女之间能够有如此单纯的友情。

　　当时，中华民国刚刚成立，陈衡哲却已完成了一个中国女性的层层蜕变：在更多的女性还只能依附于父母或夫家的意愿生活时，她已经转身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驱，学术界的第一女性。她有勇气选择不婚主义的生活方式，也能通过自由恋爱，毅然决然地与相知多年的好友结婚。当任鸿隽和陈衡哲结婚时，胡适则发出了同样幸福的感叹，他在诗歌《我们三个朋友》中深情地写道：“此景无双，此日最难忘，———让我的新诗祝你们长寿！”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这样评价陈衡哲：“出生于晚清末年的女孩子，人生中总会面对很多事关命运的选择。比如是否裹脚，是否进学堂，是否按父母之命结婚。每一次，陈衡哲都能给出意义重大的答案。”因为天生的聪明和早熟，陈衡哲在小时候就学会了自己做决定，而她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朝着最进步的方向迈进的。而这，也是她早早把自己送上学术高峰，完成那些惊人蜕变的原因。

　　这些成绩的取得，既是陈衡哲个人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她优越的家庭环境，以及家中亲人的无条件帮助。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旧式书香门第家庭的她，本来已经被父亲安排好未来的道路，就是在家念几年书，然后尽早嫁人，成为“官太太”，极富个性的陈衡哲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归宿是这样的，很快，她遇到了人生中的两位伯乐，彻底获得了精神解放，这两个人就是她的三舅和姑妈。多年后，陈衡哲对这两位亲人念念不忘，会充满情感地为他们撰写纪念文章，在她心中，这两位亲人带着新思想启蒙了她，改造了她，让她的个性得到发挥。

　　第一个改造陈衡哲思想，改变了她人生轨迹的人，就是她的三舅庄蕴宽。庄蕴宽是晚清官员，曾奉命在广西、广东等地办新学，接触了很多外国人和外来思想，几乎是当时思想最开放的一批中国人。庄蕴宽很早就发现陈衡哲聪明过人，好奇心很强，这让他颇为欣喜。于是，庄蕴宽建议，陈衡哲可以跟他到广东去读书。陈衡哲的父亲自然相当反对。于是，年仅13岁的陈衡哲第一次独自做出了决定，她趁着父亲职位变动，全家从江苏搬迁到四川的机会，与家人分开，来到位于广州的庄蕴宽家生活，并等待上学的机会。

　　求学之路并没那么一帆风顺。因为陈衡哲当时远未达到入学年龄，没办法进入医学院。近一年后，庄蕴宽拗不过陈衡哲的一再恳求，将她一个人送到了上海。辗转之下，陈衡哲被亲戚介绍到上海中英女子医学院入学。很快，她发现这家医学院的教学并不正规，她在实习出诊中第一次见到了难产现象和死婴，那些可怕的场面也像噩梦一样纠缠着她。即便如此，为了不回家嫁人，她还是坚持在这里忍受着孤独以及并不是特别喜欢的课程，一待就是三年。她一直记得三舅对她说的话，希望她像个大人一样坚强忍耐，少哭泣，少冲动。直到17岁时，父亲下令让她回家商讨订婚事宜，她才踏上了那段让她难忘的、长江上的旅程，在多日的艰难旅程过后，回到位于四川的家中。

　　这些冒险，对于任何一个少女而言都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陈衡哲生于一个殷实富裕的家庭，在物质上从未吃过苦，艰苦的旅程对她而言就显得更难。但是，第一次面对这些困难的陈衡哲选择了忍耐和独自处理一切。好在，旅途中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靠着书籍的慰藉度日，心理上并未感到太难受。这段经历，也坚定了她未来的选择，就是早晚还要离开家庭继续出走。她坚决拒绝了父亲为她定亲的要求，一年多以后，她再度离家前往上海，回到医学院就读。

　　在人生的重要关头，陈衡哲再一次遇到了贵人。不久后，陈衡哲离开上海去江苏常熟，跟自己的姑妈一起生活。姑妈有着良好的教育功底，年轻时也有理想抱负，却被家庭事务分心多年，因此，姑妈对可以和她进行精神交流的陈衡哲非常喜爱。以后的几年里，她们一起吟诗、读书，姑妈还帮她找了家庭教师的工作，让她可以自立赚钱。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直到1914年，清华学校首次对全国招募女留学生，考场设在上海，陈衡哲看到了机会，却担心自己的英语不够好，也担心父亲对此有意见，不敢报名。此时，姑妈大力鼓励她去参加考试，结果，陈衡哲在十个录取者中排名第二，获得了奖学金，可以公费赴美留学。

　　很快，陈衡哲又一次踏上了旅程，登上开往美国的蒸汽船。此刻，年纪稍长的她已经有了生活历练，早就不担心出国生活可能会遭遇的危险，反而感到相当平静。敏感聪慧的她，似乎已经有了一种直觉：她终于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父亲的束缚，在大洋彼岸寻找到自由的事业、友情和爱情。她在国内最舍不得离开，也最感激的人，甚至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姑妈和三舅这两位领路人。此后，她终身践行着三舅告诫过她的那句话：不安命，不怨命，要为自己“造命”。

　　1966年起，陈衡哲的侄孙任尔宁每年固定到陈衡哲位于上海的家中探亲，居住一段时间，这样的生活大概持续了十年。他看到的“三娘母”不再是那个神采奕奕的名门才女，而是已经衰老，需要他帮助和照顾的亲人。见到陈衡哲时，她的眼睛几乎已经看不见了，因为病痛，她长期待在家中，很少出门。不过也是因疾病，陈衡哲“幸运”地躲过了特殊时期的一些混乱局面。即便如此，在任尔宁心中，深居简出的“三娘母”依旧是一位极富个性的女子，他记得她曾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总有它的规律。她一直相信，这段时期持续不了太久。这些明智、理性的话语，一直在任尔宁的心中回响。

　　陈衡哲也会跟任尔宁回忆起她的丈夫任鸿隽，在任尔宁看来，他们夫妻俩没有矛盾，感情一直很好。他曾在回忆文字中提到，在三娘母心里，他的三爷爷就是“完美的”。看来，陈衡哲和任鸿隽之间这段颇为理想主义的婚姻，是相当成功的。多年前，陈衡哲在给亲友信件中讲述，任鸿隽说过，他深信陈衡哲有一些文学天才，想为她预备一个清净安逸的家庭。而无论现实情况如何，这个目标是否能完成，她也知道，他们的努力方向永远是一致的。共同的志向，或许正是他们婚姻成功的原因。

　　任鸿隽、陈衡哲与其子女合影，1929 年摄于北京寓所。图/《任鸿隽、陈衡哲家书》

　　可贵的是，身为辛亥革命元老，民国时期举足轻重的教育家，具有极高社会地位的任鸿隽在家庭生活中也能信守诺言，实际做到与陈衡哲共同进退。1935年年底，陈衡哲受聘担任四川大学教授，与受聘担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前往成都。很快，陈衡哲因为耿直的个性引来了一些麻烦。她在系列文章《川行琐记》文章中，对当地吸、纳妾等陋习表达了不满，结果，陈衡哲大胆的言行开始遭遇当地人的攻击。她对此十分失望，愤而辞职，任鸿隽也不顾老友胡适的劝阻，和妻子一起离开了四川大学。

　　因为直接的言行，在一些人看来，陈衡哲显得个性挑剔，不好惹，但她也能展现出温柔的姿态。在北京时，她曾为青年女性举办过茶会活动，促进女性之间的交流，在四川时，不少女青年因为生活问题找她咨询，她也从未拒绝过。在著作《西洋史》中，她也特意提出主张，希望人们关注女性的历史，也提到了工业革命对男女平等的促进。她在《独立评论》发表的文章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关于妇女、育儿等问题的。她也因此成为最早一批为女性问题发声的学者。陈衡哲和任鸿隽的几个子女都很有成就，两个女儿，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首次把中国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译成英文，另一位毕业于美国瓦萨大学，1950年代为照顾父母回到上海，1980年代重返美国，小儿子则曾担任美国地质学会会长，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可惜的是，陈衡哲心中那些高远的抱负，在晚年只能束之高阁。1961年，丈夫任鸿隽去世，1962年，挚友胡适去世的消息也从对岸传来，知音渐少，身体也日渐衰弱，陈衡哲开始有效学习静默地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她会每天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天气预报，感受外界的晴雨，有时候兴致来了，她也会给小辈们背诵她喜欢的唐诗。有段时间，她每天都叫任尔宁帮她买热腾腾的鸡肉馅包子，陪她一起吃。她告诉任尔宁，对这种包子的喜爱，是当年钱钟书、杨绛夫妇来访时，培养出来的。那时，钱、杨夫妇，她和任鸿隽，还有胡适，五个人常在家中相聚，谈天说地，相当快活。

　　晚年，眼疾严重的陈衡哲，就这样依靠听觉、味觉和过去的记忆度日。或许，在她已经昏暗的脑海之中，还会出现多年前在长江上的那次漂流的场景。当她战胜了企图欺负她的恶人时，她一定感到了一种快乐，感到自己正在撕碎已经写好的人生剧本，创造全新的生活。那时的陈衡哲就已经明白，她总有一天会站在更高的、超越性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一生，从此，她将昂首航行在人生之路上，无论困境逆境，都不再感到恐惧。回顾自己的一生，她可以骄傲地宣称，她真正成为了三舅口中那个“造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