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纬度上，有亚平宁山脉、昆仑山脉的高大雄浑，也有地中海、渤海的壮阔浩瀚。纬线穿越山海，如同丝线串起珍珠，连接不同文明的璀璨。
在世界葡萄酒版图上，北纬38度是名品荟萃的纬度。西班牙、意大利、美国等国家的不少明星产区就在这条纬线附近。然而长久以来，在东方，这条纬线上却遇不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葡萄酒产区。
近40年间，在我国西北地区的贺兰山东麓，一个充满了许多活力的产区正在崛起。风从贺兰山深处吹来，拂过山脚下成片的葡萄园，染绿了数十万亩荒滩，特色各异的酒庄成了万千游客前来感受塞上风情、体验新式浪漫的“打卡地”……典型中国式风格的“美酒+美景”，成为慢慢的变多的人奔赴追寻的“诗和远方”，中国西部的雄浑和宏阔，与葡萄美酒一道，在贺兰山东麓“酿造”出颇具代表性的“浪漫生产地”。
从玉泉营农场的一片葡萄园，发展到如今60.2万亩的酿酒葡萄种植开发面积、1.4亿瓶的葡萄酒年生产能力、超400亿元的年综合产值，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历史正如一棵葡萄藤，从抽出嫩芽到硕果累累，孕育了发展路上坚毅不挠的“宁夏葡萄酒现象”。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一黄金产区、绿色产业、紫色经济的开拓史、奋斗史、崛起史，带来诸多启示。
——坑壑育新生、荒滩绿生金，是“两山”理论在西北地区的生动实践。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水资源高效利用，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典型特征之一，酿酒葡萄的种植促使荒滩变绿洲，产区森林覆盖率大幅度的提高；葡萄酒产业每年为产区周边农户提供就业岗位近13万个，酒庄（企业）年支付农户工资约10亿元，当地农民收入近三分之一来自葡萄酒产业。
——开放中创新、风雨中奋斗，是集聚后发优势促进高水平发展的有效途径。一个新兴起的产业、新兴市场的培育和突围之路，注定没有坦途。遭遇了一轮又一轮风霜雪雨严酷考验的宁夏葡萄酒产业，靠着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面向世界的开阔眼界和脚踏实地的坚韧执着，从危机中看到希望，在困顿中探寻办法，唱响了“中国葡萄酒当惊世界殊”的时代强音。
——融多元业态、重文化赋能，是筑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法宝。从一颗葡萄到一杯酒，从品酒打卡到星空酒庄游……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不是简单的种植、酿造加工，而是探索与文旅的全面贯通、有机融合，戈壁滩上的紫色奇迹正朝着多产业融合、多业态叠加的复合产业高质量发展壮大。
放眼未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书写在贺兰山东麓热土上、氤氲在高脚杯中的“宁夏葡萄酒现象”，不仅诠释着每一个平凡人奋斗的真谛，更彰显着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
《诗经》《周礼》《史记》中便有关于野生葡萄、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的记载，王翰、李白等诗人也留下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等脍炙人口的名句。
历史上，宁夏是较早种葡萄、酿葡萄酒的地区，唐代僧人贯休在描写塞上生活的诗作中，明确提到葡萄和葡萄酒；在元代诗人马祖常笔下，也有“乍入西河地，归心见梦馀。蒲萄怜酒美，苜蓿趁田居”的诗句。
千百年间，葡萄酒文化伴随朝代更迭在曲折中发展，近代葡萄酒产业的萌芽在战火中饱受摧残，直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一产业才具备了稳定发展的环境。
历史的指针指向1983年。当年8月的一天，20岁的宁夏国营玉泉营农场职工俞惠明和7名伙伴踏上一列东行的绿皮火车，赴河北省秦皇岛市的一家葡萄酒厂学习葡萄酒酿造技术。当时他们还不清楚，此行将在宁夏葡萄酒史上留下多么浓墨重彩的一笔。
玉泉营农场是在贺兰山东麓一片戈壁滩上开垦出来的，这里土地贫瘠，风大沙多。1978年宁夏农垦局接管农场时，小麦亩产量只有200斤左右。种粮收益少，农场大胆尝试种植对地力要求更低的葡萄，葡萄树第一次在戈壁滩上扎下了根。
1983年，宁夏在玉泉营农场筹建区内第一家葡萄酒生产企业——宁夏玉泉葡萄酒厂，却找不到一个会酿葡萄酒的工人。玉泉营农场从150多名职工中选出8名酒厂工人，派往河北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高中毕业没几年的俞惠明就是这里面之一。“当时我们对酿葡萄酒一无所知，脑子里一片空白。”俞惠明说。
当时，国内关于葡萄酒酿造技术的资料很少，俞惠明等人唯一的教材是一本500多页的油印本材料，主要介绍葡萄酒工艺。他们只能利用课余时间轮流誊抄。有学员进酒厂车间后皮肤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但害怕因此错失学习机会，强忍着不敢告诉任何人。
在师父的悉心指导下，俞惠明等人学成归来，成为宁夏第一批职业酿酒师，玉泉营农场的葡萄也在这年第一次大面积挂果。但由于酒厂尚在建设中，既无场地，也无设备，无奈之下，工人们在农场借到3间平房，买了100多个当地人用来腌咸菜的水缸，开始尝试独立酿酒。
没有自来水，工人们就从300米开外，一担一担挑水回来；没有下水管，工人们就用水桶接废水，一桶一桶提出去倒。最困难的是缺少葡萄破碎设备，俞惠明等人最终用手将总计十几吨重的葡萄捏碎，每天工作到后半夜成了那年榨季的常态。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2月，俞惠明和同事酿造的甜型葡萄酒通过验收，宣告了贺兰山东麓第一批现代葡萄酒正式诞生。1986年，宁夏玉泉葡萄酒厂生产出第一批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干红、干白葡萄酒，品牌名为“贺宏”，取“贺兰山下大展宏图”之意。
然而，大展宏图的过程并不顺利。当时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国内酒类市场上，葡萄酒占比微乎其微，产品以传统的甜型葡萄酒居多。在当时国内消费者看来，干型葡萄酒只是一种酸涩的酒精饮品，不少人第一次品尝时会怀疑酒“放坏了”。
这批干型葡萄酒刚推向市场时，宁夏银川市街面上竟然找不出一个开瓶器。一次，玉泉营农场来了一批客商，午餐时点了一瓶贺宏牌干红葡萄酒，餐馆老板专程跑到葡萄酒厂借开瓶器。这些顾客尝完酒后，觉得酒不甜，认为一定有问题，执意要见酿酒师，并当着俞惠明的面表达质疑。俞惠明仰头灌下一瓶葡萄酒，对方才作罢。出了餐厅的门，俞惠明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加上当时葡萄酒行业缺少标准和规范、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等问题较多，市场混乱，玉泉葡萄酒厂一度陷入亏损的境地。
酒卖不掉，酒厂工人的工资也长时间发不出，部分职工靠着父母接济度日，好不容易发工资，也只能一半发现金，一半用酒抵。时间一长，很多人选择了离开。
时代大潮浩浩汤汤，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国市场活力和开放程度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短短几年间，很多过去人们没听过、没见过的商品被广泛接受。葡萄酒市场也是如此，1995年到1998年间，我国葡萄酒进口量激增，在国际上占主流的干型葡萄酒在国内陡然走俏。葡萄酒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生效，也让行业走上规范发展之路。
这一波浪潮中，玉泉葡萄酒厂通过改进技术、建设销售渠道等手段实现转型，酒厂经营走上正轨，1998年正式更名为宁夏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迈上现代企业经营之路。
也正是在这一时段，民营资本开始步入宁夏葡萄酒行业。在贺兰山东麓，银广夏、御马等酒企先后成立，一批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在贺兰山东麓建起。
1998年，宁夏法塞特葡萄酒庄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丁洁杨，感受到了这股“红酒热”，在位于银川市永宁县的黄羊滩农场开辟了他的第一片酿酒葡萄园。“当时市场上酿酒葡萄需求量很大，1斤能卖到四五块钱，很多人开始种酿酒葡萄，黄羊滩农场一带就建起了八九片葡萄园。”丁洁杨说。
然而，这批嗅觉敏锐的先行者创业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01年，丁洁杨的葡萄树第一年挂果，就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冰雹灾害。“地上的冰雹能盖住脚背，葡萄全打坏了。”丁洁杨说，那年有人问他葡萄种得如何，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一年，贺兰山东麓葡萄大面积受灾。紧接着2002年，宁夏又遭遇了一场十分严重的冻害，大量葡萄树被冻死，许多种植者损失惨重。2003年，受“非典”疫情冲击，国内葡萄酒市场萎缩，加上种植培养面积扩张较快，酿酒葡萄收购价格急跌。坏因连年影响下，很多刚进入葡萄酒行业的人选择退出，丁洁杨是少数从这一段时期坚持至今的人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到2004年前后，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的引进试验、示范探索发展阶段，现代葡萄酒产业在这片土地上抽出嫩芽，并在挫折中顽强生长。
2005年，宁夏退休干部王奉玉与两位志同道合的人，在贺兰山东麓创建了一家名为“贺兰晴雪”的酒庄。他心中有一个强烈的信念：不久后，这里将诞生让人惊艳的葡萄酒。
2011年，贺兰晴雪酒庄的一款酒在“品醇客”世界葡萄酒大奖赛中一举摘得最高奖项，令许多参赛者感到惊讶。当时，很多外国人对于中国葡萄酒还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更不清楚贺兰山东麓产区在哪里。比赛报名时，表格上有一栏要选择葡萄酒产区，当中并没有贺兰山东麓产区的选项。
直到贺兰晴雪酒庄获奖，国外行业媒体聚焦贺兰山东麓产区时，仍有一些外国人质疑获奖的酒是不是真的来自这个产区。好在酒庄提前封存了1万瓶成品酒，供活动主办方任意抽取，才让质疑声得以平息，慢慢的变多国外业内人士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西北的这片土地。
2004年后，国内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形势好转。随着经济逐步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人类对于葡萄酒的接受程度和品位也大幅度的提高。国内葡萄酒产业发展之初，就有有经验的人指出产区自然条件对葡萄酒品质影响重大，到了这一时期，产区风土的概念被慢慢的变多人接受。
“酿酒葡萄产区气候与土壤的综合条件被称为风土。葡萄园的风土是决定葡萄质量与葡萄酒风格的先天条件，没有得天独厚的风土，就没有倾国倾城的美酒。”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赵世华说，世界一流葡萄酒产区与酒庄，都有风土独特的顶级葡萄园。
事实上，风土对于葡萄酒的重要性，远超过面粉对于面包。业界流行着一种说法，葡萄酒品质七分在种植，三分在酿造。“酿酒师无法凭空创造葡萄酒的品质，只能将葡萄中原本就存在的品质尽量发挥出来。”多次在国际葡萄酒权威赛事中斩获大奖的法塞特酒庄酿酒师罗耀文说。
这一时期，宁夏贺兰山东麓的风土条件被慢慢的变多人发现。这里位于北纬38度附近，与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葡萄酒产区纬度相近，处于酿酒葡萄种植“黄金地带”。这里海拔适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温和，土质以淡灰钙土、砾石土和风沙土为主，干燥而贫瘠的土壤限制了葡萄树过多吸水，使其根系尽力生长，以吸收更深层土壤中的水分与矿物质，产出的葡萄具有香气发育完全、色素形成良好、糖酸度协调等特征，可以酿造出与世界著名产区媲美的中国风格葡萄酒。
2007年，一位名为陈德启的福建商人到宁夏考察，在预定路线途中，经过贺兰山东麓的一片戈壁滩。陈德启忽然叫停了车子，下车仔仔细细地观察脚下的土地，随即对陪同考察的当地干部说，自己想在这里承包一片土地。很快，陈德启便与当地政府签了合同，包下总面积十余万亩的戈壁荒滩。
此前，陈德启常去欧洲著名的酒庄，对于什么样的土地能种出优质的酿酒葡萄有独到的眼光。在看到这片戈壁滩后的十几分钟里，他便决心在这里建一座自己的酒庄。通过十几年的努力，陈德启在这里打造出全产区葡萄基地面积最大的贺兰神酒庄。
嘉地酒园创始人丁健与这片土地的情缘也是开始于一刹那。丁健曾与进口葡萄酒运营商合作多年，也尝过不同国家的美酒，心中渐渐萌发“办自己的酒庄，做代表中国的顶级葡萄酒”的想法。2013年她来到宁夏，第一次踏上贺兰山东麓的土地，便被深深吸引。
“山脚下一眼望不到头的荒滩上布满了石头，稀稀疏疏地点缀着一些耐旱植物。有一种感觉吸引着我往前走，越靠近山，这种感觉越强烈。走到现在酒庄的这一个位置，我就清楚地感觉到，这里一定能酿出我想要的酒。”丁健说，那种感觉是浸淫行业多年形成的直觉。事实上，丁健的直觉没有错。嘉地酒园产酒以来，在短短几年中，便完成世界权威葡萄酒赛事顶级奖项“大满贯”。
在千年未开、万年未垦的处女地上建葡萄园、盖酒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创业者为了种葡萄，将自己名下的其他产业“扔下不管”，长期“混迹”于戈壁滩。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葡萄树的成活率，有的创业者还多次跑到国外学习种植技术，从“门外汉”硬是学成该领域的专家。在此过程中，来自各方的质疑、取笑常有，也有创业者不止一次在夜深人静时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采访中，不少酒庄负责人回忆起第一瓶葡萄酒酿出时的情景，不约而同地用“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出生一样”来形容当时的心情。葡萄酒入喉，很多人此前的自我怀疑在瞬间消解得无影无踪。很多葡萄酒后来在国际知名葡萄酒赛事上多次获得大奖，并在国内外逐步打开市场。
2004年到2014年前后，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迅速增加、品质提升的阶段。这一阶段，这个产区的发展的潜在能力被充分发现，跨界经商者、农业领域深耕的匠人、“海归新农人”、业内精英纷纷开始在这片热土上“掘金”，保乐力加、酩悦轩尼诗、张裕、长城等国内外资本也前来建酒庄、做基地、搞经营。
与此同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断加大对行业的扶持力度，并在国内率先提出发展酒庄酒的概念。截至2014年底，宁夏酿酒葡萄种植培养面积达51万亩，建成投产的酒庄达72家，年产优质葡萄酒近1亿瓶。
产业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产区葡萄酒的品质也在国际上得到普遍认可。从这一时期起，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累计获得上千个奖项，产区葡萄酒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葡萄酒大师杰西斯·罗宾逊评价说：“毋庸置疑，中国葡萄酒的未来在宁夏。”2013年，贺兰山东麓被编入《世界葡萄酒地图》。世界葡萄酒产区群星闪耀的天空里，贺兰山东麓产区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2013年以来，国际葡萄酒快速进入国内市场，国产葡萄酒连续多年呈产量总体下降的态势，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面临着国内外市场双重压力。2014年起，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重点从注重规模，转为探寻综合开发、融合发展和品牌化发展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新路径，产业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
走进贺兰山东麓的志辉源石酒庄，就地取材的印记随处可见：种植葡萄前开垦荒滩筛拣出来的石块，在这里被铺砌成建筑和道路；拆掉的电线杆与葡萄老藤被用来搭建凉亭……在巍峨的贺兰山衬托下，酒庄浑然天成的风格别具韵味。很难想象，过去这里是一片满地砂石、尘土飞扬的矿坑。
20世纪80年代初，在当前的志辉源石酒庄所在地一带，砂石行当兴起，一部分人依靠挖砂卖砂赚到了第一桶金，志辉源石酒庄的创始人袁辉就是这里面之一。富起来后，看着大大小小、满目疮痍的采砂坑，袁辉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2008年起，袁辉筹资建设酒庄，在6000多亩废弃采砂场种葡萄，并在政府支持下着手对旁边的环境进行生态修复。如今，采砂场满目疮痍的景象只能在老照片中窥得一二。生态环境改善的红利近些年开始显现，2014年酒庄正式对社会开放，通过“酒旅结合”的模式寻求发展，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旅游、研学，酒庄的葡萄酒借此热销。
如今在贺兰山东麓，“小葡萄”已厚植起“大生态”。宁夏将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基地建设纳入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重点支持，集中建设了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荒地变成了葡萄绿洲，葡萄园区变成了拦蓄工程，成为资源利用与生态治理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促进的生动注脚。
据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介绍，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主要利用荒滩建设，且采用节水灌溉技术，通过酿酒葡萄种植，已将30多万亩荒滩变成绿洲，加上酒庄绿化和近6万亩防护林，产区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得益于生态环境改善，酒庄纷纷尝试将葡萄酒产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以“绿”生“金”的探索遍地开花。
品质和品牌是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翼。如今国产葡萄酒行列中，不乏品质优良之作，但无论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旧世界”葡萄酒国家相比，还是与美国、澳大利亚、智利等“新世界”葡萄酒国家相较，国产葡萄酒在品牌影响力、市场表现力方面总体上都相去较远。产业发展第三阶段，宁夏将很大一部分力气放在品牌打造上，一批葡萄酒品牌在市场上打响。
今年1月19日，胡润研究院首次发布《2024胡润中国葡萄酒酒庄50强》榜单。榜单中，位于贺兰山东麓产区的酒庄有27家，其中便有年轻的西鸽酒庄。西鸽酒庄成立还不到7年，但在“品质+品牌”双轮驱动下，酒庄的葡萄酒迅速打开市场，不仅在国内热销，还成功打入加拿大、瑞士、英国等国市场，销售业绩一路攀升，2021年全年出售的收益便达到2亿元。
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西鸽酒庄销售业绩仍保持了30%左右的增速。2023年10月，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与国际品牌科学院在宁夏联合发布“国际葡萄酒产品品牌榜”，西鸽与拉菲、酩悦等品牌一同上榜。
葡萄酒产业作为宁夏的特色产业，既是典型的绿色产业，也是典型的富民产业。从春季展藤，到冬季葡萄藤埋土越冬，将近8个月时间里，葡萄园里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这让周边群众能够在家门口务工创收，而随着产业联农带农机制日渐完善，当地群众也慢慢变得深入地参与到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来。
这几年，每到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成熟的时节，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农民马寿建都会特别忙，他除了要在葡萄园里干活，还要安顿好大量前来务工的农民。“这些年周边建起好多葡萄园，找工作很容易。打工几年后，我升职成为葡萄园的片区负责人，每月挣1万元不成问题，去年还给家里添了辆小汽车。”马寿建说。
2021年以来，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等“国字号”平台落户宁夏，这无疑为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宁夏豪迈地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酿酒葡萄基地规模达到100万亩、年产优质葡萄酒3亿瓶以上、综合产值达1000亿元的目标。
回望过去，一群充满激情的人，借助贺兰山东麓得天独厚的风土大胆追梦，酿出了令国内外关注的葡萄美酒，书写了一部充满奋斗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产业发展史。未来的路，必定会伴有新的艰难和曲折，但奋斗过的人坚信：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止一个更加绚丽的“紫色梦想”在贺兰山东麓持续绽放。（本报记者刘紫凌 何晨阳 靳赫）
据最新一期《风湿病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摄入一些，或能为心脏健康加分。为降低心血管风险，目前医生给出的建议大都与减少炎症有关，包括少服用可的松药物、不吸烟、降低胆固醇，和控制高血压等。
近日，由东北林业大学森林植物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担的课题“伊春森林芬多精成分解析与释放规律”通过了科技成果评价。经查新，此前未见有关报道，该项目为全国首次对伊春森林康养功能成分的定性定量科学研究。
记者10日从中山大学获悉，该校医学院施莽教授团队与阿里云李兆融团队将AI（AI）技术应用于病毒鉴定，发现了传统研究方法未能发现的病毒“暗物质”，探索了病毒学研究的新路径。
有人欢呼雀跃，认为这是对科学技术进步的高度认可；有人忧心忡忡，担心这是否预示着人类科学家时代的衰竭。将诺贝尔奖颁发给人工智能（AI）领域的成就，并非意味着人类科学家的地位受到动摇。
江俊强调，这种理论与实践交融的研究范式，能从数百万种可能的配方中迅速识别最佳组合，极大地加速了新物质的发现过程。《自然》报道也指出，AI“科学家”通过自动化实验设计、数据分析、论文写作等功能，明显提高了研究效率，减少了科研成本，并加速了科学发现的进程。
10月9日，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扬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十七届汽车轻量化大会在扬州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数十年的一线临床经历让张丽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她看来，孩子学习困难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焦虑的家庭。自学习困难门诊开诊以来，汤欣舟时常有种无力感，孩子学习困难问题并不能在门诊治好，很多问题出现在门诊之外。
《自然》9日发表的最新论文中，美国科学家团队探索了量子回路的复杂性。这些实验展示了两个阶段之间的转变：在第二个阶段即所谓“低噪声阶段”中，研究团队证实了量子计算机的计算复杂性，足以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量子物理学家们，利用量子纠缠在原子和电子尺度上再现了一个充满不同滴答声“房间”的场景。
戴维·贝克（左）、德米斯·哈萨比斯（中）和约翰·江珀（右）因在蛋白质设计和蛋白质结构预测领域作出的贡献荣获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为预测蛋白质结构，贝克团队2021年开发出“Rosetta折叠”模型，并被《科学》杂志评为2021年年度突破。
徐纯福也表示，AI在生物、化学、医药等健康领域的潜力才刚刚崭露一角，未来还大有发展空间。徐纯福同时认为，AI对科学研究重要性日益凸显，科学家一方面要积极拥抱新的研究范式，同时也要尽量规避AI的局限性。
近日，塞尔维亚与金砖国家合作组织创始人左兰·约万诺维奇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高度评价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并表示中国的先进的技术让塞尔维亚获益匪浅，
细胞衰老在胚胎发育、损伤再生、癌症和机体衰老等生理病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李传锋、周宗权、柳必恒等人，基于多模式固态量子存储和量子门隐形传送协议，在安徽合肥市区实现跨越7公里的非局域量子门。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
当前，各地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注重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切实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让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引导现代化产业体系健康有序构建。
美国科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左）和英裔加拿大科学家杰弗里·辛顿（右），因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机器学习而作出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获得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约翰·霍普菲尔德和英裔加拿大科学家杰弗里·辛顿，以表彰他们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机器学习而作出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
记者8日从宁夏农林科学院获悉，福建、宁夏两省区农业科研人员经过一起努力，成功培育出适合在西北地区种植的水稻新品种“闽宁1号”。2018年，福建、宁夏农业科学技术专家针对宁夏引黄灌区水稻抗病品种不足、种质资源遗传基础狭窄等问题，着手水稻新品系育种技术合作。
此后，胡志晋开始研究中尺度数值模式，类似天气预报，不久后，创建了中尺度大气云分辨及催化模式，形成了CAMS云降水模式系列。这些研究成果推动了我国人工影响天气事业的发展，胡志晋也因此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国气象局科学奖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一次。
维克托·安布罗斯（左）和加里·鲁夫坎（右）因发现微小核糖核酸及其在转录后基因调控中的作用而获得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瑞典卡罗琳医学院10月7日宣布，202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维克托·安布罗斯和加里·鲁夫坎，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及其在转录后基因调控中的作用。
绿色低碳发展是国际潮流、大势所趋。在我国，一场关于建筑的绿色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从北国的冰封之城到南方的热带岛屿，绿色建筑的身影随处可见，
